今年以来贸易顺差的增长是以进口大大慢于出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鉴于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在欧美日市场上已出现被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替代的显著趋势，扩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加大对科技设备与技术的进口应成为我国优化贸易结构的主要诉求。然而，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同期出口总值比例相比去年却在下降，若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扭转，中国贸易顺差之路能走多久就很难说了。

虽然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仅仅录得了同比增长0.2%的微弱成绩，但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月至7月我国却新增贸易顺差9249亿元，贸易顺差扩大18%，尤其是7月的贸易顺差量劲增2919亿，扩大1.7倍，创出单月历史的最高增长纪录。顺差形成的常规机理，就是出口大于进口。数据表明，今年1至7月，我国实现出口7.82万亿，同比增长1.1%；进口6.9万亿，同比下降0.8%。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并没有完全得到排解的情况下，出口的显著提升无疑对稳增长构成了有力的支撑。

然而，与过去贸易顺差叠加环境下出口与进口的同向增长完全不同，今年以来贸易顺差的增长却是以进口大大慢于出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贸易顺差的“放量”是因为进口的“缩量”而得到了非同寻常的结果。资料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出口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500多亿美元，但同时进口数量仅增长100亿美元，尤其在上半年进口额度同比下降0.6%之后，7月再度萎缩1.6%，环比下降趋势显著。进口的急剧收缩，反映出的是国内市场需求的羸弱以及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虽然我们可以将这种结果理解成是一种“新常态”，但进口的“缩量”也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在经济转型期要守住经济增长的“底线”有多么不容易。

贸易顺差增长的同时经济增势不给力，至少说明仅凭出口拉动经济的力量十分有限，或者说独木难支，经济增长必须转移到依赖于消费这一内生性引擎之上。然而，这一令人耳朵生茧的命题能否最终破解，却取决于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程度和效果。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8%，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名义增长1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3%。已经持续了10多年的“国富民弱”格局还在不断得到强化。有趣的是，在民众收入连连“跑输”财政收入的同时，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却日渐式微。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为62.3%，但如今却下降到了47.4%。结论由此相当清楚，只要我国的财富未能得到有效的再配置和民众消费不能得到真实的提振，未来中国的进口需求还将继续萎靡，由此所产生的顺差也许还会持续，只不过这种顺差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能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就值得玩味了。

必须承认，基于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和与此相对应的顺差诉求是中国政府沿用多年而且仍在持续的国际贸易政策，这一政策驱动的最显著的成效，是实现了我国外汇储备猛增至4万亿美元规模的数量飞跃。然而，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叹，如此多的外汇储备已成了中国的很大负担。这里且不论以美元资产为主要构成的外汇储备已经或者还要承受贬值缩水的风险，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央银行必须不断投放基础货币以对冲外汇占款的叠增，在广义货币M2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内贬值并且灼伤民众的风险与日俱增。更麻烦的是，由于M2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为不断肿胀的外汇储备所绑架，货币的增量不但未能达到刺激经济的效果，还极大地压缩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正是如此，在稳增长倍感吃力的情况下，本届政府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不推刺激政策。

还不能不考虑的国际环境是，在国与国之间日益追求贸易平衡的全球生态中，特别是在各国经济处于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之后苦苦的谋求复苏的环境下，我国出口的一路高歌和顺差的连年大红大紫不能不引来贸易国的警觉甚至敌视，并可能恶化我国的对外贸易生态。按商务部的统计，我国已连续18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其中今年以来所遭受贸易摩擦同比增长83%。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尽管全球新立案的反倾销调查已呈显著的下降趋势，但我国却仍是全球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而且我国企业所遭遇的反倾销数量在最近10年一直处于放大之中。更促人深思是，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大打出手外，包括巴西、印度等在内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也频繁向中国贸易“亮剑”。据WTO的统计，在阿根廷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有四分之一针对中国产品，而印度近年来对我国反倾销调查立案数量，占同期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对我国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的五分之一。

平心而论，屏蔽贸易赤字和实现顺差，是任何一个参与国际贸易的主权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但这种目标的实现理该建立在公平、公正的贸易往来基础之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在陷入窘境的发达国家沉渣泛起，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成为屡屡被伤害的对象。但换个角度看，我国若隐若现的出口政策保护和国内出口企业低端和低价的恶性竞争，客观上也成了他人实施贸易制裁的“把柄”。但无论如何，基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企业当通过调整产品出口结构和提升出口产品层级以谋取在国际贸易分工的再定位。与此同时，受到劳动力成本以及汇率成本驱动等因素的影响，已显得越来越“贵”的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在欧美日市场上已出现被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替代的显著趋势。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及时切换产品，持续多年的出口红火局面可能难以维系。

不过，如果短暂的贸易逆差是因为我国调整出口结构而引致出口在一定程度的萎缩而产生的，则并不可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贸易逆差不仅可调节我国贸易盈余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进而减轻贸易纠纷压力和优化贸易生态，并且也能从更深层次上体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切换与转变。因此，扩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加大对科技设备与技术的进口应当成为我国优化贸易结构的主要诉求。然而，2012年至2013年7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均达到了57.4%，但今年前7个月，这个比例却降至56%。若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扭转，中国贸易顺差之路能走多久就很难说了。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